远行的父亲

　　◎作者　邓兆安

　　父亲啊！三十年前的今天您与儿女们“不辞而别”。我们时刻在牵挂着您，每每回到故乡，总会深情地远眺那条留着深深车印的泥土路……

　　——题记

　　今年的农历三月初八(公历四月十九日)，是一生默默无闻的父亲邓汝禄去世30年的纪念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转眼我也成为了花甲之人，儿子也已成家立业，但是对父亲的思念却如醇酒越陈越浓。在极度的思念中，我努力追忆着父亲的点滴往事，心中隐隐感到对父亲知之甚少、记忆模糊，有些阶段甚至是空白。对此，我深感自责：为啥父亲在世时不去多一点关心和了解呢？失去了才愈加懂得珍惜，可是时光却不能倒流……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父亲的一生，我动员所有的兄弟姊妹和本家的叔叔婶婶一起“打捞”线索，还多次登门寻访与父亲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邻居、老同事、老领导，深情回忆，反复印证，一点一滴，从而揭开和连接起了父亲那不惧艰难、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关爱子女的平凡人生……

　　

　　全家合影留念，父亲邓汝禄（前排右二，怀中抱着孙子），作者邓兆安（最后一排左二）。

　　(一)

　　我的堂叔邓汝万，今年虽已83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当回忆起老邓家的“家史”、聊起我父亲的早年时，他心潮起伏，眼泛泪光，一直哽咽着说：“过去咱们家太穷了，我二哥什么行当都干过，吃尽了苦头，他是邓家的‘顶梁柱’啊！”

　　父亲生于1914年，正赶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祖籍掖县西由镇街西头村。父亲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二。老奶奶祈求子孙们今后过上好日子，在世时给前面四个孙子起名最后一个字连起来：福？寿喜，但却未能如愿:大伯为谋生跑到东北去卖苦力；三叔则替地主家孩子去当“壮丁”一走再无音讯……奶奶悲痛万分，泪如泉涌。从小就孝顺的父亲双手拉着四弟、五弟，在奶奶面前坚定地说：“娘，今后家中有我扛着！”从此，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落到了年仅15岁的父亲肩上。

　　当时家里七口人，仅有几分薄地，三间半草房，无耕畜。主要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和外出作工维持生计。父亲深知要改变家庭现状，必须要掌握一门手艺。我的二爷爷邓进庆，从小就会瓦匠技术，在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对此，父亲十分敬佩和羡慕，就主动拜二爷爷为师，先跟着当徒弟学本领。父亲干活很有眼色，又肯吃苦，每天都早早来到工地，提前备好各种料物，收工后又主动清理现场，并把师傅使用的工具擦得干干净净。二爷爷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侄子将来是干瓦匠的一把好手。于是，他不仅帮助置办了全套工具，还言传身教把所有技艺都传授给了侄子。对此，父亲感激涕零，用心钻研，仅用一两年的工夫，就能够独挡一面了。当他把第一笔收入交到奶奶的手里时，那自豪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瓦工季节性强，加上日常的活又少，日子过得非常紧巴，父亲常急得团团转。后来，父亲看到有的街坊去青岛贩运烟酒等用品，就用一头猪换回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从此踏上了长途贩运谋生的路。每次凌晨两三点左右，天还一片漆黑，父亲就带着干粮，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当时掖县与青岛相距约四百多里，需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并且道路也大都是泥土路面，对人的体力消耗极大。父亲曾对邻居讲述过，抵达青岛时往往两条腿已经僵硬得无法动弹，需要同伴们相互搀扶才能下来车。第二天一早，又要抓紧置办货物往回返。一辆自行车要搭载二三百斤的货物，遇到刮七八级的顶头风时，需要浑身用力才能蹬得动车子，骑上坡路时只能下车，一步一步推着走，两脚蹬地，大汗淋漓……个中艰辛常人难以想像，但为了这个家，父亲把这一切都过成了日常。除了远赴青岛贩运，为了合理利用时间多挣点钱，父亲又开辟了另一条生财之路：到九十里外的龙口港拉脚送货。就这样经常不停地奔波在南北“两条战线”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父亲长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干，帮助奶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但依然是缺衣少食，难以为继。有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奶奶就偷偷地背着父亲去西由毗邻的村庄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委屈。更令人气愤的是，一次奶奶去地里里捡柴火，被本村的地主看到了，竟不分青红皂白硬说奶奶踩坏了他家的庄稼，将柴草全部扣下，把背蒌摔出老远，并大声斥责：“快滚蛋！”……地主的横行霸道，进一步激起了父亲对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也使他逐步懂得了穷苦人家要彻底翻身做主，必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38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胶东半岛。1939年10月，父亲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4团，他怀揣国恨家仇，冲锋陷阵，英勇作战，至1944年底他先后参加了掖县郭家店战斗、栖霞牙山战斗等无数次的大大小小战斗。最后在一次阻击日寇的战役中不幸身负重伤，无奈退伍回乡，背部、肩部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1946年，父亲与奶奶一起又坚决支持五叔邓汝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叔没有辜负家人的信任和嘱托，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历经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殊死战斗，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大哥邓兆吉每每忆起父亲和邓家的这些光荣革命史，都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父亲这位抗日老兵，一心报国却壮志未酬，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后辈的身上啊！”

　　(二)

　　1947年，地处解放区的家乡实现了土地改革，我们家共分得4亩多地，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父亲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建国后，父亲更加向往走集体化的道路，踊跃报名参加村里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好过一天。

　　1958年后，随着西由人民公社的诞生，街西头村共设立了四个生产队(后划为十二个)，其中第三生产队覆盖村西南片的二百多户人家。由于耕地、人口较多，加之刚刚组建，千头万绪，很多人不愿担这个责。村领导在费心选好队长的同时，又推荐我父亲为副队长。当征求意见时，他明知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但仍二话没说愉快接受，协助队长治理老洼、压沙治碱、发展副业、兴修水利，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959年冬天，县里统一组织施工力量，整修东部最大的白云洞水库，父亲闻讯后主动率领队里的年轻人开赴前线，顶风冒雪，挖淤泥，拉沙土，筑大坝，苦干一个月，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受到了工地指挥部的表扬。

　　曾长期在同一生产队担任妇女队长的的泮文娟，今年已九十高龄，虽然腿已站不起来了，但对过去的事情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聊起我父亲她十分敬重地说：“你爹啊，只要看到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总会上前去管一管，从不怕得罪人。”她回忆起了一件往事。有一年秋天，父亲领着一群社员收获花生，队里规定不准个人私拿集体财物。等收工时，父亲在大伙面前先把自己的篓子打开“亮相”，随后依次进行检查，有的人在篓子下面藏着花生，而上面放着衣服或柴草想蒙混过去，被父亲发现后均严肃处理。虽然得罪了个别人，但赢得了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在工作中，父亲还遇到一些偷懒耍奸、闹不团结的后进社员，他认真说服教育；而对那些暗地里破坏集体经济的坏分子，他绝不退缩，坚决打击。

　　

　　作者探访老邻居泮文娟女士

　　为了不断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父亲与队委会领导一起想方设法广开门路。队里田间的排水沟盛产蒲草，是编织嗄达子的最佳材料，这种冬天穿的保暖鞋在当时北方农村十分兴盛。因此，每年深秋时节，父亲都挑头领着年轻的小伙子们喝上几口烧酒，暖暖身子，就跳进冰冷的水沟里，收割这些又高又粗的蒲子草，不仅弄得全身脏乎乎的，干一小会就冻得浑身上下打哆嗦。收上的蒲草，需一根一根的拔掉长梢，剥出蒲茎凉干，扎成小捆到集市上出售。父亲看到队里收进的一张张人民币，更加激发了他为集体副业发展拼搏的干劲……

　　饱受苦难的父亲，感党恩，跟党走，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发展集体经济当中。他的一言一行也直接感染和影响了哥哥们。1963年，父亲因不识字主动“退居二线”，适逢大哥邓兆吉刚初中毕业，由于大哥思想进步、乐于付出，不久就被社员们推选为第九生产队副队长，并兼任民兵排长，他带领队里的青年们哪里任务最重就到哪里去。由于表现优异，1965年他被选拔为人民教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哥邓兆祥1967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又接过大哥的“接力棒”，继续为集体经济发展出力。后来二哥应征入伍，在部队上多次立功授奖……看到儿女们的成长进步和接续奋斗，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微笑。图片

　　(三)

　　“是邓师傅三番五次动员，我才加入基建队的，一转眼50多年过去了啊！”与我父亲邻村一起入队且长期在同一大组工作的王典军老师傅，比我父亲小十几岁，今年已年过九旬。据王师傅介绍，公社基建队于1968年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二十五六号人，连一间办公室、一张板凳都没有，全都是借来的，条件相当艰苦。

　　

　　作者与父亲的老同事王典军（中间）、大哥邓兆吉（右一）合影留念。

　　当时第一任队长是后邓村的邓林斗。因父亲经常领着社会上的瓦工盖房颇有名气。他首先想拉我父亲“入伙”。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开始确实有些顾虑，后来父亲认为“散兵游勇”不如加入集体组织力量大，有奔头，加上母亲的坚定支持，他答应了下来，并利用白天晚上挨个同伴家登门做思想工作，共有五个伙伴背起工具箱兴高采烈的上班了。队长感激地说：“多亏邓师傅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啊。”

　　与王师傅谈起过去的难忘岁月，他止不住的打开了“话匣子”：“你老父亲不仅干活肯出大力，不耍奸不偷懒，而且严把质量，一丝不苟，多次在会上交流经验，是上上下下公认的‘好把式’。外出施工民房时，凡是屋山、前沿等显眼的地方都由您父亲‘把舵’。”稍停，王师傅又自豪地说：“令我一生最难忘的是，1971年我们一起建设的西由粮所的大粮仓，长达120米，可存放600吨小麦。上级要求绝对安全、坚固且不能有半点渗漏，难度特別大。你父亲被‘点将’施工最困难、风险最大的外墙砌石。墙的底部宽一米，逐步到房沿缩至半米，高达八米，这种特殊的施工要求，其技术标准几近苛刻，每天先要精心打磨备好各种石料，然后小心翼翼的吊到施工架子上，再一块一块抹沙灰砌到墙上，同时要不间断的通过水平仪和吊坠校好尺寸，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墙体中间还需要垒大量的砖块，要一边快速地把砂灰铺平，一边弯下腰取砖筑好。每人一天要搬弄一千六七百块砖，并且要严丝合缝。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邓师傅和我们一直咬牙坚持到竣工，这对快奔六十的人来说，要付出多大啊！……”

　　王师傅喝了一口水，掐着指头兴奋地说：“基建队的贡献对西由大着呢。例如农具厂、拖拉机站、供销社、银行、医院和第八中学、红专学校、影剧院等重点建筑，都是我们这代老建筑人靠一把瓦刀、一把锤子干起来的。”的确，在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西由大街上，这批六七十年代崛起的一幢幢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工程，为推动西由人民公社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提高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如今看到一些尚存的建筑，我总是不由感慨，当时父辈们是付出了多么大的智慧和心血，才让这些建筑始终坚挺屹立。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由于父亲不会写字，每天晚上都由我帮他填写工作单，记录的全是满勤，根本没有休息日。而当时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需交给生产队换算成工分，能领到手的只有十四五元的生活补贴，用不计待遇、拼上老命干工作来形容毫不夸张。

　　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被队里安排晚上看管国家特大型金矿——三山岛金矿的建筑工地。这里存有大量的钢材、木材、水泥和砖石等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个“肥差”，脑瓜灵活点，会沾不少光。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当时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姐姐婆家赠给她的订婚礼品，被家里又原封不动的转给我三哥订婚用；我直到上高中才穿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秋裤；四个儿子面临盖房娶媳妇……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面对各种诱惑父亲丝亳没有动心。一次，矿上一名与父亲熟悉的朋友因家里修缮房屋需要几袋水泥，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提着烟酒想“通融”一下，但被父亲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常对工友和家人说，“集体的财产谁也动不得。宁肯得罪人，也决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前不久，我去莱州拜访父亲的老领导孙象栋，他是西由基建队的第二任队长。谈起父亲的“倔脾气”，他伸出大拇指，笑呵呵地说：“看管工地这个角色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担当的，只有没有私心的人，领导才能放心让他干！”他思索了一会，又赞佩地说：“您老父亲入队十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各项工作总是走在前面，多次被评为全队的先进个人。”

　　

　　作者与父亲的老领导原西由基建队第二任队长孙象栋。

　　(四)

　　父亲大半生除了忙碌集体事业，对家庭和儿女们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倾注了深深的爱意……

　　过去农村家里盖房“上梁”，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街坊邻居都要跑来凑热闹，放鞭炮，抢喜品(糖块和各种面塑)，喝喜酒。一般房主这天会给瓦工们单独赠送一些喜品，以表谢意。每次父亲都不舍得吃，把这些“宝贝”全部带回家里，大人孩子每人一份，就像过年领“压岁钱”一样欣喜若狂，爱不释手。那时家里很困难，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食。因此，我年幼时特别盼望父亲能经常带回喜品，过段时间就会淘气地问父亲：“爸爸，今天上梁吗？”每当此时，父亲都会弯下腰嬉笑着说：“儿子，是不是你的馋虫又上来了。”

　　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对小儿，父亲也尤其亲昵宽容，从来没有大声训斥过，更没有动过手，因此也滋长了我的“斗胆”勇气。一次，母亲刚给父亲作了一双新布鞋，我偷拿了一只把它藏在锅底下的草灰堆里。急得父亲到处找，最后闻到一股烧焦味，才从锅底下发现已经烧着了的鞋，父亲气得直跺脚也没舍得打我。孩童时代的这些趣事，每当回忆起来时，深感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天底下最真挚、最温暖而不可替代的永恒的爱。

　　村里的文艺队久负盛名，每年春节周边村庄都来交流演出。我三哥邓兆平从小爱好文艺，只要有他出演的节目，父亲每晚都准时搬着凳子，乐呵呵地坐在台下当观众，看到节目高潮时还直拍巴掌，从开始排练到正式演出一两个月的时间里，父亲的身影始终陪伴着。由于他白天劳累一天了，往往看一会就会开始打瞌睡，但仍坚持到排练结束最后一个离开。哥哥感动地说：“不把戏演好，哪能对得起老爹的支持？”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我在上小学时，喜欢上了打乒乓球，家里没钱买新球拍，父亲就精心挑选了块薄木板，让木匠给我加工了一副纯木制“球拍”，看我打球进步很快，就与母亲商量用卖鸡蛋换回来的四角八分钱，给我买了一副青岛“流星牌”球拍。当我接过崭新的球拍时，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练球的劲头也更足了，很快我就成为校队的主力队员。自此，小小的银球成为了我一生的挚爱，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活力。现在每当拿起球拍打球时，眼前常常浮现出老父亲那关注、鼓励的眼神，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并助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由一名农民出身的“土记者”成长为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并荣获“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入选中宣部授予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6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我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当我把这幅与总书记合影的大幅照片悬挂在父亲生前的老屋里，姐姐邓兆香抚摸着照片，噙着泪花喃喃地说：“爹，您在天堂里看到了吗？这是咱们邓家的光荣啊！”

　　1982年，当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工作岗位，退休回到家里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原来一米八多的魁梧身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导致积劳成疾、腰椎慢慢弯曲，最后行走都十分困难，令人心酸痛楚。但是，父亲依然保持着乐观坚强的态度，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77岁)，他对自己一生的选择和付出依旧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今年清明节前夕，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陪伴下，我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六代人曾居住过的百年老宅。作为它的继承者，睹物思人，百感交集——这是邓家人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圣地”，也是父亲和先辈们历尽艰辛、不懈奋斗的地方，更是我们后辈不忘初心、永跟党走的心中“高地”。

　　

　　作者在百年老宅和老槐树前留念 。

　　慢慢走出古朴沧桑的老屋，站在发出新枝的老槐树下，抬头向西边的老街深情地望去，幻觉中我仿佛看到了从远处骑车而来的父亲，车把上依然挂着瓦匠工具箱，后座上载着各种日用货物，风尘仆仆，笑容可掬，坚定地向我走来。我不由自主地跑上前去，伸出双臂与父亲那挺拔的身躯相拥而泣，大声呼唤：爸爸，回家了……

　　思绪再次拉回，蓦然回首，父亲已离开30年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每一天，多些倾听，多些叙谈，多些了解，少些遗憾……

　　（作者为烟台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胶东在线原总编辑，山东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