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得风流：《兰亭序》文本的文化包容性和艺术创造力
要研究《兰亭序》对于王羲之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个文本创作和流传的基本情况。《兰亭序》文本最早出现在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企羡”类有这样一则，原文仅25字：“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原文之下有刘孝标注：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世说新语》正文和注对王羲之在雅集中所撰文字的称谓已然不同，后人对此更是众说纷纭，宋代桑世昌《兰亭考》云：
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
自晋至宋，这些称谓让人莫衷一是，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世说新语》中透露出的信息。刘义庆以《兰亭集序》与石崇《金谷诗序》作比，而刘孝标作注却说是《临河序》，作注本就有解释和纠正之意，且刘孝标之注天下闻名，鲁迅言：“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所以，《临河序》与《兰亭集序》应为两篇文章，《临河序》不是在《兰亭集序》基础上修改成的文字。那么，王羲之名下为什么会出现《临河序》和《兰亭集序》两篇文章呢？笔者认为，王羲之在兰亭雅集现场仿照《金谷诗序》作了《临河序》，以记述雅集的盛况，但这篇文字不是为诗集作序，而是为雅集作序，所以与《金谷诗序》风格相似。后来兰亭雅集所作之诗结集，王羲之又重新创作诗序，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兰亭集序》，此文没有名字，因为是兰亭诗集的序言，所以被后人称为《兰亭集序》。刘义庆所说的《兰亭集序》实际应是《临河序》，只有如此，才能与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比较，所以，刘孝标在作注时才改称“王羲之《临河序》”。
有了上面的推断，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为什么《世说新语》和《晋书》都提到王羲之听到有人称赞他的文章和风度而面有喜色，却唯独不提及其书法？王羲之又如何能在酒醉状态和山野集会的混乱现场写出《兰亭序》这样精美的书法作品？有了前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断定，《临河序》是为雅集而作，主要用于诵读，应是草稿，急就而成，因此时人不称赞其书法而独赞其风度和文学。王羲之在为《兰亭诗集》作序时，酝酿许久，情深意满，因此写成优美的《兰亭集序》。因为文章优美，所以王羲之几次修正、誊写，最后形成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并作为传家宝留给第五子王徽之，后来代代传承，经过王桢之、王翼之、王法朗、王彦祖、王昱，传至第七代孙智永。这件书法作品因为不是在公众场合书写，所以无人知晓，又因为是传家之宝，所以家人注意保密，在整个南朝无人提及，南宋姜夔云：“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到第七代孙智永时，已是陈、隋间，智永因出家为僧，无子嗣可传，所以传给弟子，《兰亭序》于此时而出王家，不再作为王氏家传之秘密。此作后来被喜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由此而大显于天下。著名画家阎立本据此创作传世名画《萧翼赚兰亭图》，此画之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王世贞《画跋·萧翼赚兰亭图》云：“其谓出阎右相，窃又有疑。此画大抵根抵（据）延之记辞，当右相时，恐未著闻；即有之，是文皇所讳，宁敢著笔？又安知不为陈闳、周昉也？”何延之《兰亭记》和刘餗《隋唐嘉话》在一百年后记述此事时，又添油加醋、揣度臆测，遂形成“萧翊智赚兰亭”的故事。宋人王铚就认为《兰亭记》所载不实：“此事鄙妄，仅同儿戏。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尫残老僧，敢靳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猥信之，何耶？”以上问题莫衷一是，令人费解，但却共同传达出一个的信息：《兰亭序》在唐代受到广泛推崇，所以，唐代才有那么多摹本和刻本传世。民间也出现了学习《兰亭序》的高潮，20世纪初在敦煌文献中就曾发现多件《兰亭序》写本，其中，最精彩的是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伯二五四四号”的全文写本，这份初唐写本与现本《兰亭序》的文字基本相符，当是《兰亭序》在唐初广泛传播的力证。
我们接下来要分析《兰亭序》的笔法问题。《兰亭序》在唐初面世，真迹后来陪葬昭陵，所以一直以临摹本和刻本传世。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兰亭序》自贞观中入唐内府到贞观二十三年陪葬昭陵，其间不过短短十年。就是在这十年里，当时的宫廷书法家临摹出一批精美作品，然后《兰亭序》真迹就匆匆消失，无怪乎许多人都猜测《兰亭序》是后世伪作，甚至说是李世民“造星运动”的产物。但是，如果仅仅这样来认识《兰亭序》的真伪，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在今天审视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也实在找不出第二件作品能与之相媲美，《兰亭序》在王羲之传世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巅峰之作。另外，若说是智永或唐太宗伪造，那这伪造的作品竟然成了天下第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兰亭序》持怀疑态度的人主要是从笔法进行分析，即《兰亭序》的笔法与唐人相似，已经完全没有了隶书笔意，他们认为东晋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笔法的。清代李文田最早提出质疑：“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郭沫若在看到南京新出土的两方东晋墓志后也指出：“这可证明，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辟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以上两人的怀疑主要集中在王羲之笔下到底能不能出现《兰亭序》这样成熟的“唐楷笔法”？围绕这一问题，高二适、启功、商承祚等进行了论战，持反对意见的人普遍认为，王羲之所处的东晋仍以隶书为主，他的笔下不可能出现《兰亭序》这样精美的笔法。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王羲之是当时文人书家的代表，并以创新精神闻名于世，他的书法与墓志、砖文等民间书法不可同日而语。清代阮元《揅经室集》有一则关于东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的题跋：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
东晋已经是行书和楷书大量使用的时代，即阮元所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指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可见当时已通用楷书，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和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就是那个时代楷书的代表作。当时隶书主要用于书写墓志、匾额等，已不是生活中的常用体。另外，像二爨这样的书体也主要出现在偏远地区，这些地方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所以字体古拙质朴，虽充满生机活力，但从字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说却是远远落后了。
我们再回到王羲之的书写状态中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羲之传世尺牍，如《丧乱帖》《得示帖》《二谢帖》等，已经鲜有隶书笔意，大多是比较成熟的行书和草书笔意，这是王羲之尺牍的主要形态。像《快雪时晴帖》则已经是非常标准的行书，其风格之先已不亚于《兰亭序》，不过因为仍是尺牍，所以书写中仍可见快速行笔和牵引连带。但是，《兰亭序》却是一篇长文，而且是王羲之精心创作的作品，不像尺牍那样随意，所以，他在书写中多了一份小心和谨慎。我们不能拿《姨母帖》《豹奴帖》这些有较重隶书笔意的作品来衡量《兰亭序》，毕竟王羲之书法创作的主体是清新雅致的行草，他的行草尺牍和楷书作品不能说没有唐楷的笔意，毕竟唐楷也是从王羲之楷书、行书发展而来，甚至可以说，王羲之传世楷书、行草尺牍等就是这种所谓“唐楷笔法”的鼻祖。
再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唐楷笔法”也未必就是王羲之《兰亭序》的真实面目，毕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唐代及后世书家的临摹本和刻本，如虞世南临本、褚遂良摹本、冯承素摹本。欧阳修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右《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摹，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以集古而闻名的欧阳修定然见过许多版本的《兰亭序》，他的说法很有见地。米芾亦云：“褚模兰亭宴集序，虽临王帖，全是褚法。”清代阮元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他对这种在临摹中加进个人笔意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当然，阮元是站在融冶北碑南帖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但是却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兰亭序》的笔法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兰亭序》面世的十年里，见过此帖真迹的诸人几乎都未留下文字评价，只有褚遂良在《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置《兰亭序》为行书第一，但也未作具体描述。后世之描述实际都是对于唐临摹本和后世刻本的评价，那么，这些评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所以，今天我们对《兰亭序》所提出的置疑实际是对唐代临摹本和后世刻本的怀疑，而不是对《兰亭序》真迹的怀疑。尤其是唐初诸位大家的临摹本，他们本就是成名书法家，各有自己的书风特点，但是在遵皇帝之命临摹《兰亭序》真迹时便不可避免要小心翼翼，力求写好一笔一画，这样的书写状态就难免会将个人笔意带进书写中。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兰亭序》各种版本笔意相差甚远，即使最好的冯承素摹本，也是妍美过度。作为御用拓书人，冯承素在摹写中故意加进一些细腻的笔法，使摹本更加精美，以取悦太宗，这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后世书家学《兰亭序》往往似是而非，大多能临不能写，即是此意。黄庭坚对此就颇为感慨：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
除唐代临摹本和刻本以外，后世书家又对这些文本进行临写和摹刻，如赵孟頫、俞和、董其昌等，遂形成新的《兰亭序》文本，而这些文本在今天又被书法爱好者广泛临摹，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兰亭序》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历代书法名家的临摹和创作，他们把个人书风不断融入《兰亭序》中，遂形成《兰亭序》的一系列文本。这些文本虽然不是真正的《兰亭序》，下真迹数等，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知道真本《兰亭序》的风格，所以，这些文本也就成为具有不同审美倾向的《兰亭序》。其实，即使是第一代临摹本，也没有明确标识是何人临摹，大多是后人臆测，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如虞世南临本就是经董其昌鉴定，而董其昌经常将一些不知名的作品归于大家名下；褚遂良摹本是米芾所定，但也有人说是米芾临写，并加了题跋，因为题跋和正文的书写风格非常相似；冯承素摹本是元代郭天锡在给“神龙本”做跋语时的鉴定：“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郭天锡并没有说是冯承素摹本，而是说“冯承素等摹”，只是在后人的传述中逐渐简化省略，尤其是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强加以“冯承素奉敇摹”之名，就变成冯承素摹本。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兰亭序》究竟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这些文本能带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即各种《兰亭序》文本的文化包容性和艺术创造力。一千多年来，《兰亭序》不断汲取历代书家的笔法精华，最后凝聚成一个以王羲之为核心的《兰亭序》书法体系。这种文化包容性和艺术创造力是历史上任何书家的任何作品都无法比肩的，所以，后世书家对王羲之和《兰亭序》顶礼膜拜，尊王羲之为“书圣”，奉《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吕文明）
（出自吕文明《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