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特别策划【活着】
今天是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让我们深切哀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让这段不屈抗争的历史,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细菌战受害者:当时人尸遍布,任飞鸟啄食
大屠杀见证者:南京,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忘远逝生命:我省16万死难者名录问世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血流成河,山河失色。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大屠杀降临秦淮河畔:长达6周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余万人,血洗古都。国人未曾忘记也不敢忘记,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山东商报特推出大型报道,以生者的见证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坚韧的活着,是对侵略最顽强的抗争。
毛双福,1939年10月5日生,浙江省江山市上余镇五程村人。毛双福四岁时,日军来扫荡,全家人躲进了一个山洞。下山后,毛双福和哥哥毛衰成同时感染了烂腿病。他每天拖着残腿在田间劳作,种菜种庄稼,自食其力。(记者吕廷川摄)
从2014年9月3日抗日战争纪念日开始,至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本报记者深入湖南省常德、浙江省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东阳,山东省冠县、临清等“细菌战”重灾地,寻访侵华日军“细菌战”近三十位受害幸存者,听他们亲口讲述自己所遭受的战争伤害。从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州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等病菌的麦粒、小米、棉花、跳蚤开始,拉开了侵华日军对华细菌战的序幕,让中国20余个省区、63个大中城市、200万百姓遭受病菌无穷的摧残与折磨。根据中央档案资料统计,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无辜民众就达27万多人,这不包括中国军队死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人员。
人尸遍布,任飞鸟啄食
向道仁 男,土家族,1933年5月21日生,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
1941年11月4日,日军向石公桥镇空投了鼠疫跳蚤。1942年10月一天,在洞庭湖沿岸跟随外祖父打渔的十四岁哥哥向道福,和外祖父驾船去石公桥的渔行卖鱼,其间不幸感染鼠疫病毒,回家途中两人命丧涂家湖畔。当时,向道仁住在响水村姨夫家,表哥易会清病发身亡,随后怀有身孕的婶娘也染疾去世。向道仁已经出现发病症状,被送进了设在小学校的临时医院里,得到外籍医生伯力士的救治,才幸运的活了下来。向道仁回忆,当时洞庭湖周边荒州上,人尸、兽尸、鱼尸遍布,任飞鸟啄食,臭气熏天。文/图记者吕廷川
熊善初
男,汉族,1929年9月24日生,湖南省常德市周家店镇人。
熊善初当时在石公桥小学读书,他和几名同学一起感染了鼠疫,头痛、发烧,流鼻血,后被班主任送进了临时医院,因及时救治而幸免于难。三十一岁的哥哥熊用楠割芦苇途经石公桥被感染鼠疫,成为家里第一个去世的人,此后八岁、四岁的两个侄儿,二十八岁的二哥熊八生也相继染病去世。后来大嫂改嫁,幸福的八口之家在短短十几天内仅剩下三人。
陈国建
男,1931年3月29日生,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瓦屋村人。
“我们村里的鼠疫最早由大伯的女儿,在石公桥开渔行的陈卯香带入,短短十几天,全村就有32人死亡,整个村庄变成了阴森森的坟地。”当时读小学的陈国建也感染了病毒,被及时送进了临时医院,得到外籍医生伯力士的救治存活下来。其继父陈克权和三个姐姐染病相继去世。
王菊莲
女,1929年农历4月12日生,当时十三岁,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江湾村人。
王菊莲的堂姐王桃妹得了鼠疫,村里盛传林山寺的日本人会治这种病,堂姐就被送去寺里,她前去送饭,看到堂姐王桃妹,还有村民楼香芝、王小奶被绑在门板上,日本人正要做活人解剖。后来,王菊莲得了鼠疫而昏迷,家里人将其装进棺材,准备第七天安葬。到了第七天,王菊莲的姐夫准备将她埋葬,忽然听到有声响,就打开棺材,看到王菊莲活了过来。
常德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空投鼠疫跳蚤,导致常德爆发了从来没有过的鼠疫大流行,成千上万名无辜平民死于非命。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侵华日军这场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细菌战中丧生。
鲁西细菌战
1943年8月至10月,侵华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置于河水中,致使以馆陶为中心的方圆875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造成20余万平民丧生。
六岁之后,再无一颗好牙
翁月仙 女,1937年6月6日生,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人。
“六岁时,我的嘴巴烂得一口牙连根全部掉了,从此再也没有长出一颗牙,嘴唇烂掉一大半,再也合不拢。现在我的嘴巴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喝开水不知冷热。”翁月仙说,她的命很苦,丈夫很年轻时就去世了,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女儿是哑巴,儿子十五岁时突发精神病,离家出走再没有回来。
巫双良
男,1939年10月19日生,一生未娶,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碗窑村人。
自从感染烂脚病,家境贫困的他没有钱医治,病情加重流血流脓。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干活,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一直没有娶妻。
王元龙
男,1933年生,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大陈乡大唐村人。
1942年日本兵在村中住过一晚后,村里十多人感染了病菌。当时王元龙九岁,他的腿也出现溃烂,现在他的双腿筋脉都已经萎缩,皮肤像黑炭,又硬又痒,他每天依靠妻子帮他在溃烂的伤口涂抹点药膏。
姜春根
男,1945年11月19日生,浙江江山市大陈乡乌龙村人。
1942年7月,有一队日军从乌龙村经过,之后不久,姜春根的妈妈、姐姐陆续感染了病毒开始烂脚,姜春根和弟弟也没有幸免。妈妈和弟弟因此丧命。此后几十年里,他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周文清
男,1942年2月14日生,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达坝淤村人。
“用布条缠一缠,免得脓水湿了裤子。”周文清说,他和父亲、哥哥同时感染上炭疽菌而烂腿。他说刚开始腿上起了小疱,接着又红又肿,不到三天功夫,腿就烂开了。第二年父亲去世,因家里穷,他的腿从来都没有治疗过,也没有娶妻。
衢县细菌战
因衢县机场战略地位重要,石井四郎的部队在1940年10月和1942年4至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播撒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导致衢州各县从1940至1948年中累计发病约30万人,病死约5万人。
义乌细菌战
1942年秋,日军在义乌江湾崇山村域投下大量鼠疫菌,并殃及方圆10公里的村庄。为检验细菌战效果,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与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组成联合特遣队,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古寺从事人体活体解剖实验。
头顶感染,折磨二十年
金凤臣 男,1937年7月28日生,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坝上村人。
金凤臣的父亲、哥哥都是感染烂脚病去世的,在他六岁时,他的头顶被感染,每天疼痒不止,用手抓挠,抓的流血流脓,苦不堪言。直到二十六岁病情才好转,但却留下了数不清的伤疤,头发也不再长了。他说,脑袋上整天很沉、木木的感觉。
朱土文
女,1936年2月6日生,浙江省衢州市华墅乡三官岭村人。
在七岁时,她右腿染上病菌开始溃烂,此后,爱美的她不愿见人,一直躲藏在家里。现在,她几乎无法行走,“这条烂腿已折磨我七十多年”,回想自己一生,她泪流满面。
曾晓白
男,1940年10月11日生,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柳溪村人。
最先,曾晓白母亲的姑妈胡友姑等多名亲戚染病身亡。当时并不了解此病的传染性,母亲带着两岁的曾晓白前去悼念时,突然出现了头疼、阵寒阵冷,母子同被送进位于石公桥的临时医院里治疗,最终脱险。柳溪村村民曾广达开武馆声名远播,收教学员60多人。在其家中谷仓发现十几只死老鼠,之后包括曾广达在内31人相继死亡,武馆停办,武术失传。
徐生雨
男,1929年农历6月26日生,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六一村人。
徐生雨十四岁放牛时感染病毒,从脚踝骨开始溃烂,后来慢慢烂到大腿。75岁那年他把左腿锯了,第二年装了假肢。假肢伴其十多年已老化,他舍不得子女再花钱买新的。每天早晨,他都要花40多分钟来穿戴这个老化的假肢。
在1937年到1945年间,日军还在吉林、云南、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广东、北京等多地也实施了细菌战,造成各地疫病大流行。由于当时受害者缺乏基本的防护和医疗救治,多数幸存者因细菌战受交叉感染出现并发症,并难以根治。时至今日,在浙赣沿线城市仍生活着大量“烂脚病”的幸存者,他们大多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们遭受侵华日军施放的炭疽、鼻疽等细菌感染后,肌肤溃烂,不少人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细菌灾害,使他们在肉体上、精神上经受着痛苦的折磨,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这成为永远的伤痛。
祸从天降,全村405人身亡
王兴钱 男,1928年1月3日生,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人。
侵华日军占领义乌后,从1942年9月到11月的近两个月,崇山村有405人死于鼠疫。他说,当时自己只有十六岁,晚上睡在牛栏里,看到日军飞机飞过崇山村的当晚,牛栏横梁上有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后来,母亲喻春球、弟弟王兴桂就染病身亡。他自己因为外逃到亲戚家,所以捡回了一条命。王兴钱是崇山村对日索赔的第一批原告。
贾樟寿(左)、贾阿同
贾樟寿(左)男,1921年11月24日生;邻居贾阿同(右)男,1930年2月21日生,同为浙江省东阳市南市街道贾宅村人。
该村当年一个月内有47位村民罹难,幸存者贾樟寿一直被炭疽缠身,右小腿的“烂脚”折磨了他半个多世纪。其间,幸存者贾阿同的叔父一家、伯母以及外孙女一共5口人丧生这场瘟疫。如今,经历这场灾难的村民都已离世,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侯喜云
男,1931年12月23日生,山东省冠县桑阿镇油坊村人。
1943年8月,日军制造了临清附近的小焦庄卫河西岸决口和馆陶县下游堤坝决口。日军将霍乱病菌置于泛滥的河水中,“瘟疫”横扫鲁西地区。“我的奶奶感染瘟疫死了,我的父亲却被日本鬼子刺死了。”侯喜云说,父亲死了都没有棺材,家里人只好把门卸下来,把尸体抬走。
刘锡文
男,1931年4月13日生,山东省临清市刘垓子镇三十里铺人。
1943年秋天侵华日军制造的“瘟疫”,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刘锡文记得,当年周姓邻居从地里干活回来,就开始发烧,上吐下泻,连声说着“不行了”,他早晨染病傍晚就死了,前去帮忙送葬的大伯,半路上就觉得抬不动腿,半夜也发病去世。后来村子死的人多了,没人安葬,用布一包就扔进村后的大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