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文化谁属”的制度创新
鲁网11月10日讯 文化观察的入口有很多。可以看一场演出的上座率，可以数一间书房的人流量，可以统计一年送了多少场戏、多少本书。但这些指标回答不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文化，究竟是谁的文化？
2025年10月，潍坊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推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496名指导员下沉489个村社，不新设机构、不增编、不增经费。一年过去，成绩斐然。但如果只用“4000余场活动、30多万人次受益、培养基层文化骨干1万余名”这些来评价这件事，未免辜负了这场创新的真正分量。
我觉得，它真正撬动的，是基层文化生态中那个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命题：群众在文化链条中的位置。
从“送”的惯性中挣脱
基层文化工作有一个延续多年的惯性：送。送戏下乡、送书进村、送展到社区。这套模式的隐含前提是：资源在上，需求在下；专业在上，业余在下；供给在上，接受在下。
问题不在于“送”本身有错，而在于“送”完成之后发生了什么。戏演完了，舞台拆了；书送到了，锁进柜子；展板摆了两天，收走了。群众在整条链条中始终处于末端，是被动的接受者，是文化产品的终端消费者，而非文化生产的参与者。
潍坊的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从一开始就瞄准了这个惯性。指导员的定位被明确为“党的创新理论和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播者、基层文化建设的规划员和辅导员、激活基层文化内生动力的催化剂”。三个身份，全部指向“种”，甚至是“创”。
指导员陈新在潍城西南关社区跑了158趟，带出了十支六百多人的本土文化骨干队伍；指导员逄春伟在寿光屯田西村办书法大讲堂，挑出骨干与书法家结对，培养出能独立策划活动的90后“网红”葛祥；指导员季乐胜在昌邑山阳村不急着送字，先开课，十节课上完才兑现承诺，还搭上一支毛笔……这些行为的共同逻辑是：把“给”变成“教”，把“看”变成“做”，把“观众”变成“主角”。
这是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跃升。但更准确地说，它完成的是一次文化主体性的归还。文化不再是外部输入的产品，而是群众自己生产、自己享有、自己延续的生活方式。
“不增”背后的治理智慧
这套制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不新设机构、不增编、不增经费、不给基层添负担。
在行政惯性中，解决一个新问题，惯常的思路是设一个新机构、加一笔新预算、派一批新人员。潍坊反其道而行。102名市级指导员来自书协、美协、博物馆、高校、非遗传承一线；394名县级指导员来自县域文化系统和本土文艺骨干。这些人本来有的就在体制内、本来就有专业能力、本来就有自己的收入。
基层文化建设的瓶颈，很多时候不是钱不够，而是资源的流向问题。潍坊做的不是“加人”，而是换一种用法。把专家请到社区书画室，把画家请到乡村排练场，把博物馆馆员请到非遗工坊。这是一种存量资源的重新定向，而不是增量资源的简单堆砌。
“新大众文艺”的基层样本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成为一个被频繁讨论的概念。它的核心主张是：人民不再只是台下的观众，而是自己生活的书写者，是文艺创造的主体。
潍坊的实践，为这个概念提供了可触摸的基层样本。
在安丘石堆镇莲池社区，潍坊市博物馆馆员王曦泽把馆藏“潍坊象”IP与树叶刺绣结合，和传承人刘晶晶一起打磨出“吉象潍坊”系列文创。村民从技艺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受益者，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莲池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卓林说：“我觉得我们农村不缺文化，缺的是把文化‘点着’的那根火柴。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就是那根‘火柴’。”
在昌乐店子村，指导员刘肖英没有讲大道理，而是从乡亲们熟悉的大鼓入手，敲着敲着，人心就聚在了一起。在诸城九台社区，臧传晔把茂腔送到群众身边，居民追着学。在高密，臧彦庆以非遗擀饼节为纽带，七天带动农产品和特色小吃销售额突破230万元。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文化不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节目”，它嵌入生计、嵌入邻里、嵌入一个村庄的精气神。当黄文静坐着轮椅带着一百多名姐妹编出三百多件作品，用“同心结”联成一幅中国地图时，那已经不只是“文化活动”了。那是社区凝聚力的物质化表达，是基层治理的文化基础设施。
文化回到它该在的地方
文化，究竟是谁的文化？潍坊用一年时间给出的回答是：文化是开锁匠在“能人状元”座谈会上坐C位时的坦然，是自闭症孩子泽瑞捏出第一件陶器时的专注，是莲池社区留守妇女在树叶上绣出“吉象”时的笑意，是店子村大鼓敲响时乡亲们围拢过来的脚步。
这些瞬间不宏大，甚至很琐碎，但它们可能才是文化最诚实的样子。文化，从来不在文件里，不在汇报材料里，不在展板上的数字里。文化在泥土里，在人心里，在一个人因为参与而挺直的腰板里。
文化的活力从哪里来？从每一个普通人被允许创造、被鼓励表达、被看见价值的那一刻来。潍坊的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做的正是这件事：把笔递出去，把舞台让出来，把话筒交到群众手里。
当文化被交还给它本来属于的人，它会在引导下自己生长。（王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