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和它承载的“河畔记忆”

  鲁网11月12日讯（记者 王玉龙）11月12日上午，“虞河桥畔·书香传忆”——王威作品读书分享会暨虞河缦岛河岸文化品鉴活动在潍坊市奎文区金宏泰·虞河缦岛庭院会所（售楼处）举办。文旅部门、文博机构、高校、文学社团、媒体及文学爱好者、项目业主等70余名嘉宾齐聚虞河桥畔，以书为媒，品读本土文学佳作，回望潍县历史，共赴一场文学与城市记忆交融的文化盛宴。

  活动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潍坊本土作家王威结合实地走访调研和史料挖掘经历，分享长篇小说《虞河桥》的创作缘起，回溯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历史，讲述创作思考与感悟。原潍坊市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王增金诵读《虞河桥》精彩片段，用声音沉浸式触摸历史、共情岁月。嘉宾对话环节，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刘允泉、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斌军、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马永安，与王威围绕历史记忆的文学表达、虞河承载的城市记忆、河流桥梁的人文意义等展开研讨。互动环节，文学爱好者分享阅读体会、提问交流，王威为读者签名赠书。随后，大家移步园林景观区域开展河岸文化品鉴，沉浸式感受水岸空间与本土文化融合的魅力。

  本次活动是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一次实践，依托乐道院、虞河的地域文化资源，将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一方面传播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的历史，弘扬人道主义与和平理念；另一方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拓展阅读服务半径，实现公共文化资源与社会力量的良性联动，为社区注入浓厚书香气息，让更多市民读懂潍坊本土文学，进一步激活虞河沿岸文化价值。

  一个作家对自我的“背叛”

  本次读书分享会的主文本是长篇小说《虞河桥》。

  但要理解《虞河桥》的文学质地，我们必须先回到《乐道院》。

  2023年，作家王威与衣向东合著出版了《乐道院》，讲述七岁孤儿卡米洛在潍县集中营中的成长故事。那部小说有它的价值，但王威自己“内心其实很遗憾”，原因是“人物塑造不够形象深刻”。这是对同一题材未被穷尽的可能性的焦虑。

  于是就有了《虞河桥》。王威废掉了六万多字的开头，连续抛弃五个版本，直到放弃第三人称，改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个技术性决定被谈论得很多，但它的真正含义往往被低估。第三人称意味着作家站在外部，站在一个可以俯瞰历史、分配善恶的位置上。第一人称则意味着放弃这种安全感：叙述者只能知道他所知道的，只能感受他所感受的，只能犯他所犯的错误。

  诺亚以“我”的口吻开口的那一刻，王威从一个历史的讲述者，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的共谋者。这个人的名字叫史蒂夫，离家出走前改名诺亚，被关进集中营时二十岁，有艺术才华，有对自由的渴望，也有一种致命的、不自知的轻率。

  “桥”的悖论

  书名“虞河桥”至少有三层含义。王威自己解释过其中两层：虞河串联起集中营与市民生活区；桥象征着通往和平的道路。但第三层，也是小说真正驱动叙事的那一层，藏在情节的核心：诺亚透过十字楼阁楼的唯一窗口，看到墙外虞河边一个抱着白鹅的男孩，在心里为他取名“比尔”。比尔成为诺亚在囚禁中的“光”。为了留住这道光，诺亚以比尔为原型创作了连载漫画和话剧《虞河桥》。

  话剧上演了。然后比尔被日军淹死在虞河里。

  王威对这个情节的解释是：“话剧《虞河桥》在集中营里被搬上舞台后，彻底暴露了潍县百姓对侨民生活、医疗、通信、出逃等方面的援助。”诺亚的艺术创作，那座他用来连接墙内墙外的想象中的“桥”，在现实中变成了一条线索，一条指向援助网络、最终指向比尔的线索。

  这是小说最残酷的设计，也是它最诚实的洞见。诺亚不是坏人。他的动机纯粹得近乎透明：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年轻人，抓住了一个象征自由的形象，用自己唯一拥有的方式——艺术——去保存它。然而正是这种纯粹，使他在战争面前“稚嫩和天真”到无法预见后果的程度。王威让他事后认识到“自己在战争面前是如此的稚嫩和天真”，不能原谅自己的“罪恶”。

  评论家黄德海注意到了这个设计的合理性：“诺亚拥有艺术才华，但略欠缺一点现实感，因此才会导致高墙外的中国‘比尔’遇害。”“略欠缺一点现实感”——这个表述很柔和，却点中了某种普遍的人类处境。在极端环境下，任何脱离现实感的善意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共谋。诺亚的罪不是恶意，而是他以为自己可以在一个以消灭自由为逻辑的系统中，用艺术的方式保存自由而不付出代价。

  比尔在书中“只是一个隐喻”，王威说，“他不只是墙外那个中国少年，他也是成千上万个在战争中失去美好生活的少年”。这个隐喻的悲剧性在于，它被诺亚当作了真实的、可以与之建立审美关系的人。当诺亚把比尔变成漫画角色和话剧人物时，他已经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把一个活生生的中国男孩抽象化为一个象征。抽象化是审美行为，也是伦理上的疏离。比尔之死，正是这种疏离付出的代价。

  一部小说能对历史做什么

  王威曾说过，“创作《虞河桥》时翻阅过的那些潍县集中营的史料，在创作完成后，终于显现出了它令人刻骨铭心的杀伤力。”

  史料在创作完成后显现出的“杀伤力”，究竟是什么？

  潍县集中营关押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名侨民，是当时中国境内集中关押侨民最多的集中营。这些数字在博物馆的展板上是冷静的，在历史著作中是客观的。但文学要做的事，是把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人，把“两千多名”还原为诺亚、比尔、尼克、西蒙、温妮、望月，还原为每一个有自己道理也有限度的人。

  诺亚的“天真之罪”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它指向一个不限于1943年潍县的普遍问题：在一个结构性的暴力系统中，个体的善意如何可能不成为系统的帮凶？诺亚没有答案，王威也没有给出答案。她只是让诺亚用余生去承受这个问题。这种承受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诚实。

  有评论家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抗战题材、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它更是一个站在全人类意义上的反战的作品。”

  “全人类意义”这个表述如果被轻易使用，很容易变成空洞的赞美。但放在《虞河桥》的语境中，它有具体的所指：这部小说拒绝把战争中的善恶分配给阵营，然后让读者在安全的距离外同情一方、谴责另一方。它让读者进入诺亚的视角，体验一个善良的人如何因为善良而犯错，然后带着这个错误活下去。

  王威说《虞河桥》的命“就应该从第一人称‘我’开始，从‘我’结束”。第一人称意味着没有全知的视角，没有审判的位置。读者和诺亚站在一起，只能看到他所看到的，只能知道他后来才知道的。当比尔被淹死的消息传来时，读者和诺亚同时被击中。这种共时的、无法预判的打击，是第三人称无法制造的。

  一部小说不能改变历史。但它可以改变读者与历史相处的方式。《虞河桥》做到的，是让一段关于囚禁与援助的地方历史，变成了一个关于善意之限度的普遍寓言。诺亚画的那座桥，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一个男孩的尸体。但王威仍然让诺亚继续画下去，继续写下去，继续用弟弟的名字去命名一个无法被挽回的生命。这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这是文学在历史的废墟上唯一能做的事：不回避废墟的形状，也不停止在废墟上辨认那些曾经活过的人。

  “不管世道如何艰难，天空如何黑暗，总有执火者会把手里的光传递下去。”王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