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作家莫言终于回来了

　　之前五年,他更像一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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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本本最新的《人民文学》在读者手中传递,莫言的新作，终于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莫言在公众眼中的身份,也从一个参加毕业典礼、书展、作家对话的“嘉宾”，回归到了他最本源的角色:一个写作者。

　　五年,改变了莫言的写作,也改变了莫言的生活。对于曾经高产的莫言来说,这次新作的“密集”推出,或许只是一个回归的开始。在写作领域,到底是“莫言归来”还是“莫言一直都在”,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了莫言的亲人、朋友、高密老乡、文学评论家以及作品合作者等,讲述莫言“在或不在”的这五年。

　　“高密东北乡”回来了

　　6日,高密“90后”作家李君威收到了他期待已久的包裹——2017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开篇作品就是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组诗《七星曜我》。很快他还将收到新一期的《收获》,上面会刊登莫言的三篇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睛》《斗士》和《左镰》。

　　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公开密集地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作为莫言十几年的忠实读者,李君威“很激动”,因为,这一刻他已经等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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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言最新的作品中,“高密东北乡”再次出现了。在《锦衣》中,近代中国革命党和封建代表在“这里”讲述了一场“公鸡变人”的故事；在《七星曜我·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里,勒·克莱齐奥走进高密东北乡,在莫言家的猪圈东侧扶着墙,满面忧伤。

　　它们像一颗石子投射在文坛寂静的湖面上。有人说,这代表着莫言的归来。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该期卷首语中表示:《锦衣》自然而自由地展现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组诗《七星曜我》则以独特的才情,与七位世界文学大师对话,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

　　“他的价值观,他对人性的基本观点,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是不变的。”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在接受齐鲁晚报专访时,针对记者对莫言新作以短篇小说、诗歌、剧本为主是否代表其写作风格或写作领域“转型”这一问题时回应说:“他变的主要是他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比如一种崭新的小说结构、一种不同以往的语言风格等。”

　　莫言带着戏曲剧本、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回归”,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疑惑和猜想。

　　管笑笑解释,戏剧创作一直是莫言创作中的重要方面,他也始终抱有“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早在1978年,莫言就写过一个题为《离婚》的剧本,后来自己觉得不满意就烧掉了。之后陆续创作了《锅炉工的妻子》《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这些话剧剧本。现在刚推出的《锦衣》是他对民间艺术的致敬,也是他对从小喜爱的戏剧(戏曲)艺术的又一次继续探索。

　　“关于诗歌,他写诗的历史很长了,多是打油诗和白话诗,一直羞于示人。所以这次戏曲和诗歌的推出并不意味着他创作方向的转变,而是展现了他在小说之外其他文体领域里的兴趣和实践。”

　　谨慎的五年

　　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的小说创作在外界强烈的关注下一直处于静默的状态。从2012年获诺奖之后,莫言就没再公开发表过作品。这留白的5年,读者们似乎有些等不及了。

　　网上渐渐出现了假托“莫言”发表的作品,最出名的莫过于那首“你若懂我,该有多好”,委婉的表达,虽然明显与莫言天马行空的笔触大相径庭,但仍然被刷屏式地传播。管笑笑说,对于网上假托莫言的名字发表的作品,他说过:谁的孩子谁领回去吧。

　　只是,暌别五年,一个剧本、一个组诗和三篇短篇小说,对以“高产”著称的莫言来说,似乎有些单薄。

　　翻看莫言的创作经历,从《红高粱家族》开始,到2009年的《蛙》,他创作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甚至一年中有两部,中篇小说更达27部之多。有一位熟悉他的人士说,莫言属于一旦想好就写得非常快的作家,比如《生死疲劳》四十三万字,四十几天就写好了。

　　但诺奖之后,莫言的创作,悄悄发生了变化。

　　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莫言的新作中,尽管他的肆意挥洒一如既往,自信也一如既往,但其中多了一分谦逊和大度。比如,不再纠缠于过去他自己提出或别人帮着提出的口号,而寻求字里行间的淡定；比如,夸张狂欢一如既往,但多了一分平实和素朴。

　　而施战军也表示,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是以情感取胜。

　　莫言也承认这种变化,他说,因为生活在变,人在变化。

　　莫言的好友、高密诗人李丹平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他记得五年前“诺奖”公布时,莫言在被问及“感受”时说:非常欣喜,但也有些惶恐。确实,获得“诺奖”之后,在一片褒奖的声音外,质疑之声从来没有断过,“网友”觉得他的文字像小学生作文；文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莫言“醉心性描写”“写作芜杂”,甚至专门出版了《莫言批判》；他笔下让他又爱又恨的“高密东北乡”,也让他背负着一些包袱。

　　莫言在当时也表示:诺奖公布以后,刚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我的议论和批评,我也感到很生气。后来我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议论批评的这个人,跟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于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

　　但是在笔下,莫言却并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观众”。在今年8月参加“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时,莫言透露,其实五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创作,比如《收获》发表的三篇短篇小说,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有了初稿。他说,之前写得差不多了,就会拿去出版。但现在要反复地修改,能让错误尽量少一点,起码让自己感觉到比较满意,才会拿出来。甚至在定稿的前一天,莫言还在改动着。莫言说,得奖之后,下笔更谨慎。

　　干脆不说

　　“诺奖”改变的不仅是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也变得“谨慎”起来。莫言说,五年的空白,原因除了下笔的谨慎,还有各种各样的演讲、活动。尽管十个活动只会挑一个参加,但仍然占据着他大量的时间。有时候一周内,要飞三四个城市。“莫言的状态很痛苦,一些活动不参加,大家就说他架子大,但是参加,他又很烦。”莫言的老乡、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说。

　　李丹平说,他很怀念过去跟莫言一起在高密喝茶、写字的时光,“诺奖”之后,他几乎断了和莫言的联系。“他的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没办法,他在躲避干扰,而且这干扰很多。”在今年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莫言吐露过这五年的烦恼。他说,出来一趟太紧张,到处都在拍你,到处都在录音。当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最想做的事,莫言说,那就是现在结束采访。李丹平记得,莫言是喜欢安静的。“他的话很少,很多想法都表达在文字里,即便是在莫言文学研讨会的现场,莫言也只是坐在那里,并不说话。”而“诺奖”之后,莫言随口而出的一句话,有时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有些国外媒体,不断追问莫言一些敏感问题。李丹平说,当他走上国际这个舞台时,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所以,他刻意躲避着聚焦,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作为政协委员的莫言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在获奖后最初的几年,有时参加活动,他也提前告诉主办方,不要通知媒体。他用“莫言”,对抗着突如其来的“热闹”。

　　“魔咒”被打破？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曾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获奖以后,莫言说,他要用作品,打破以往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之后再无作品的魔咒。

　　“获奖后,社会活动的增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他的写作时间,外界喧嚣一直在。”管笑笑说,“但对他而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获奖后他一直在抓紧时间阅读、写作,有些作品都开了头。”

　　翻看莫言的微博,仍然有不少散文和打油诗,有对创作的回忆,有家乡的故事,有老友的往事,还有一些杂感,以及参与对作品的改编。

　　眼下,《檀香刑》歌剧剧组正在为9月份的山东巡演而紧张地复排着。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檀香刑》歌剧编剧李云涛在电脑中为《檀香刑》建立的文件夹中,保存着《檀香刑》剧本的每一次修改版本。不少文档文件名特别标明为“与莫言老师交流修改”。莫言会在每一次的修改稿中,会将修改润色过的地方标为红色和蓝色。

　　“出手太快了!”李云涛回忆与莫言的交流时说,“我把头一天的《檀香刑》首演的光盘给他,他第二天就把新写好的唱段给我了。他很看重这个剧。”

　　为了修改剧本,莫言经常忙碌到深夜,与李云涛探讨细节。一个不押韵的唱词,一个可能有异议的唱段,他都要反复较真儿。比如在7月4日深夜发来的邮件中,莫言把改动的唱段一个一个给李云涛解释。“眉娘唱‘家中有个挡风遮雨的丈夫……’这一段比较容易引起争议,改写了”。还有,“把一些不押韵的唱段改得尽量押韵,这样演员好唱,也符合中国戏曲的规律。”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反复打磨,莫言说“要努力成为经典唱段”。

　　但是,对于一个严肃文学作家来说,这些或许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人仍然在期待着莫言的长篇小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说,长篇对于作家更为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推出这些作品对莫言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一个人写出大东西后总要经过一个喘息期、休息期,这是他个人创作的一个调整,保持一种写作状态。”莫言也曾表示,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管笑笑说,关于大家最关心的长篇小说,莫言正在构思。“从这样的盛誉之下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在今天这个大众围观的文化下,成功也会带来巨大的考验。”张丽军说:“他正在努力跳出诺奖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