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记事（二十二）：老农民的进城“不适症”

　　「淄博·临淄区」

　　这是一个因皇帝出名的村子，相传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路经此处时，在一棵槐树上挂了挂袍子。这个村就因此得名——淄博市临淄区矮槐树村。

　　这是我姥爷和姥娘一辈子的“老窝”。在奶奶离开后，76岁的姥爷跟78岁的姥娘常常让我牵挂，只是常年间耽于奔波，回去的日子越来越少。印象里，耳朵已经全聋的姥爷，不管谁跟他打招呼，都会朝你笑笑，然后指指自己的耳朵，笑脸中有几颗门牙已经“退役”；姥娘则在冬天习惯性地扎着绑腿，哮喘让她三四年前不再下地干活、赶集卖菜。

　　城市，在他们眼中是“不进也罢”。 文/图 记者 孙珂

　　1、“进城”记事

　　在羡慕声中化工厂来到家门口

　　自出生至小学，家门口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化工厂，一个氨水塔高高地站在我家旁边，只要刮风，家里就下氨水雨。那时，不兴维权。自家是农民、厂里是工人，村里人都羡慕他们。

　　孩子的承受力是很强的，满嘴刺鼻味的氨水也没有让我产生任何要离开家的冲动。只是父亲受够了这样的生活，终于在1991年，我所在的孙家村整体搬迁到小城里。那个化工厂，占了我们附近几个村的全部地面。

　　后来上坟时，不止一次路过自己的老家，北墙依然没有被推倒，只是家里多了密密麻麻的管道，有的埋在地底，有的被水泥柱托起，蛮横地七拐八挪。村里，多了很多家小化工厂，不少是本村村民开的，一边骂着环境的污染，一边藉此赚点钱。

　　2、果园旁边捡煤渣的日子

　　化工厂太大了，几里外的姥爷的果园仍然紧靠着这个“大家伙”。果园北边修有几根铁道，运煤车厢借此“蜿蜒”驶进化工厂，父亲年轻时曾跟村里很多人一起，就像铁道武工队队员一样，在车厢倒完煤驶出后飞快地扒上火车，快速清扫出剩下的煤渣，装回家卖点钱。

　　有一次，车厢盖突然翻下，正砸在父亲的两眼之间，那道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

　　现在，姥爷跟小姨一家生活在果园。一辈子没放下农活的姥爷，现在仍喂着几只羊，为人送羊奶。年前，四只羊被偷，让姥爷、姥娘心疼得直掉泪，一个劲说：“现在，坏人多了。”不过年根底下姥爷还是又杀了只羊，给家里人打打牙祭。

　　3、姥爷的扒鸡店随工厂一起没落

　　姥爷跟果园曾“目睹”这家化工厂的兴衰起伏。记得小时最让我羡慕的，就是厂里的工人一年要发好几副那种线织手套、肥皂。全国各地的大货车都过来运货，姥爷就借此开了家扒鸡店，专门卖给等货的司机。但到了上世纪末，化工厂似乎没落下去，前来购货的货车也日渐稀少，姥爷的扒鸡店也就关门了。

　　临淄区的化工厂太多了，有人说开车沿着济青高速东行，到了临淄就能闻到臭味。前些日子，临淄区委书记所提出的2012年工作目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坚定不移地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

　　4、二层小楼和吃腻了的反季节菜

　　母亲兄妹四人，像二姨、小姨跟舅舅，目前仍在村里种大棚卖菜。临淄大棚种菜的年份，并不比寿光大棚晚多少，“临淄西红柿”、“临淄西葫芦”都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支亲戚中的大舅，20年前靠着种菜成了高级农艺师，盖了村里第一栋二层楼。

　　记得大棚刚刚兴起时，冬天里吃到新鲜西红柿觉得不可思议，母亲也不再夏天用药瓶装好西红柿抽尽空气用来过冬。一度，大棚菜热卖，县城里的人都抢着吃。不过，现在大家又不再吃这种反季节蔬菜，萝卜、白菜这种应季菜开始重成餐桌主力。

　　5、城区已经慢慢逼近到了村边

　　这些年，村里虽然不少年轻人都已出去，但像母亲一样的老一辈，基本仍留在家中，大棚种菜给家里带来了可观收入。前几年，在矮槐村北边董储村生活的二姨跟二姨夫想在城区边上买单元楼，但最后琢磨琢磨还是放弃了。姨夫说，“现在的城区慢慢已经逼近到了村边，到时如果拆迁肯定还有房子。”其实，姨夫也在想，离家远了怎么种菜？何况，现在田里的收益，并不比外出打工或者做买卖少。

　　每年，我跟父母亲回去时，二姨、小姨都要从地里给拔上一大堆菜，说这是自己种的，没施过化肥。我的孩子出生后，小姨会特意留下家养鸡的一个个鸡蛋，攒好后捎来，说是吃这些鸡蛋放心。

　　二姨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康康已经在青岛读研三，从上大一就没要过家里一分钱的康康，心里不大想再回到农村生活。如今，二姨跟姨夫就想把小儿子拢在身边。 

　　城市“失意”

　　在家里，母亲想家了

　　我家虽然1991年就从农村搬到了小县城，但母亲来到济南照看孩子，断断续续半年多了，仍然极不适应，也感受不到大城市的丝毫魅力。

　　老人觉少，在老家时已经习惯了早上五六点起床、吃饭。但这个时候，我还在床上睡着懒觉，有时母亲饿得受不了，就找点饼干之类的先垫着，早起后连走路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怕把我们吵醒，影响休息。

　　“你们用水太浪费了！”不止一次，母亲常常这样训斥我。比如，洗手盆内会放个小盆接水冲刷马桶，我每次都直接把小盆拿掉。给孩子洗澡的水，母亲总会留着洗洗自己的衣服。

　　看着柜子里垛得满满的衣服，母亲会说“浪费钱”。有时，我会为了这样的小事和母亲发生小小的争执。其实，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

　　更让母亲适应不了的，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聊天说话。住在18层楼里，母亲只记得自己家的楼层号，每天就是菜市场、家之间的两点一线，现在也没找到几个朋友。过上几周，母亲会想家，想念姥娘。难得跟母亲聊次天的我有时也埋怨自己：有了孩子忘了娘。

　　曾在村内盖起第一栋二层楼的妗子，女儿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南方的城市厦门。有了孩子后，妗子曾去照看了大半年，但回家就病了，说是在那边不适应。如今，深有体会的母亲说：“这也难怪啊。”

　　母亲多次跟我说，早知道这样（高房价、不适应、堵车）还不如当初让你回家呢。有时，我也在怀疑当初自己的选择。